在1989年的寒冷冬夜，莫斯科的红场旁，雪花轻盈地飘落在无数过往的历史痕迹上。但在这个被严寒包裹的夜晚，苏联的心脏地带沸腾着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浪。正当世界的目光被东欧剧变所吸引时，苏联内部的动荡却悄然累积，正逼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不仅是一场政治的变革，更是一个帝国解体前夕的序曲。

在这一年的某个夜晚，戈尔巴乔夫面对着其政府高官，提出了一个震惊整个政治体系的提案——结束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引入多党制。这一决策，表面上看似为了政治多样性和民主化铺路，实则在苏联褴褛的政治帷幕后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谁能预见即将到来的破晓，又有谁能揭开隐藏在权力与阴谋背后的真相？

官僚系统的遗传性

在苏联时期，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的1970年代，官僚体系的世袭特征变得日益明显。政府高层官员通过官员终身制不仅能稳固自己的职位，更能为自己的子女铺平进入政府系统的道路。这种官僚世袭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导致特权阶层迅速扩大。到了1970年代中期，这些拥有政府职位的官员及其直系亲属人数估计在60万至70万人之间。如果再加上他们的扩展家庭成员，这个数字会达到300多万人，占到了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1.5％。这一庞大的群体不仅在数量上显著，更在社会和政治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这个体系中，政府职位从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成为常态。父亲如果是部长或局长，儿子或女儿就可能直接接棒，或者在相近的部门获得高级职位。这种安排虽然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但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批评。

例如，一个地区的党委书记可能会将其子女安排进入地方政府的要职，甚至是中央政府的部门。这种职位的继承不是公开选拔的结果，而是基于家族关系和个人网络的私下决定。这种做法在政府各个层级中普遍存在，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经济到文化部门，无不如此。

随着这种做法的普及，苏联的政治结构逐渐呈现出封建色彩，政府职能的正常运行和效率开始受到影响。由于职位的分配往往基于家族背景而非个人能力或业绩，导致许多重要职务由不够合格或经验不足的人担任，这直接影响了政府部门的执行效率和决策质量。

这种官僚世袭现象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败。由于政府职位可以由父传子，很多官员开始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族谋取私利。例如，某些官员可能通过操控政府合同、资源分配等手段，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

特权阶层的生活方式

在苏联的特权阶层中，高级官员的生活方式与普通民众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上的优势使这些官员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从而获得了远超一般苏联家庭的生活条件。

这些高层官员通常居住在由国家建造和分配的私人别墅中。这些别墅位于首都莫斯科以及其他主要城市的高档区域，如库里亚特等地，周围环境优雅，远离市中心的喧嚣与污染。这些住宅区通常被高墙围绕，严格的安保措施确保了居住者的隐私与安全。

官员们的生活设施齐全，别墅内部装潢豪华，配备了最先进的家电和设施。除了豪华的室内装潢，这些住所还配备了私人游泳池、桑拿室和电影院等娱乐设施，以满足官员们的生活需求和休闲娱乐。官员们还能享用到由国家专门供应的高品质食品和进口商品，这些通常不为普通市民所能享受。

除了豪华的住宅，这些官员还拥有国家分配的高档车辆。这些豪车通常是进口的西方品牌，如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展现了其地位的象征。尽管官员们不拥有这些车辆的所有权，但他们可以随意使用，享受着与普通市民截然不同的出行体验。

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名义上，苏联是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平等的国家，政府宣扬的是物资平等分配和消除阶级差异的理念。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社会中的分配极为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机会等各个方面。

普通苏联公民的生活与这些高官形成对照。一般市民居住在条件相对简陋的公寓中，面临着供暖、供水和日用品短缺的问题。他们的日常生活常常受到基本生活物资匮乏的困扰，如长时间的面包和肉类供应不足。普通市民使用的是国产的低档车辆，或者更多地依赖于公共交通工具。

这种明显的社会分层和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性，逐渐在民众中积聚了不满情绪。它不仅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深层次矛盾，还凸显了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这种状况对苏联的政治稳定构成了隐患，也为未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种子。

官职买卖与腐败现象

到了1970年代末期，苏联的政治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官职买卖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职位如同商品一样被交易，正区长、副区长等职位都有了具体的价格标签，成为了权力和金钱交易的象征。

这种官职交易通常由地方党委或政府高层的干部操纵，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寻求政府职位的商人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提供“服务”。例如，一个正区长的职位可能标价为20万卢布，而副区长的职位则为10万卢布。这些职位被视为投资，购买者期望通过控制这些职位来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种公开的官职买卖不仅在法律上是非法的，更在道德上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因为它破坏了政治系统的基本公正性，职位不再是基于能力和资历来分配，而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工具。这导致许多有能力但缺乏经济资源的个人无法进入政府系统，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和不公。

此外，这种官职买卖的现象还进一步加深了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当地区长或副区长被知晓是通过金钱购买其职位时，民众对这些官员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不仅限于购买职位的个人，还扩展到整个政府机构，因为这表明政府内部的广泛腐败和道德沦丧。

这种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和公开性也使得政府在执行公共政策时效率低下，因为许多官员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个人谋取利益，而非服务于公众。这种行为模式导致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经济发展以及提供基本服务方面的能力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官职买卖的普遍存在导致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严重缺失。公众普遍认为法律不再是社会行为的约束，而是可以被有权有势的个人随意操纵的工具。这种观念的普及不仅削弱了法律的权威，还助长了更多的非法行为和腐败现象。

政治改革与社会观念的转变

随着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深层社会与政治变革，苏联内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显著下降。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腐败、官僚世袭与社会不公，民众对于苏联政府推崇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在1980年代末期达到了高潮，随着更多的信息和外部影响渗透苏联，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开始被一些苏联人视为更为可行的社会与经济体制。

到了1991年，苏联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已发生显著变化。大量的民调和研究表明，大部分苏联公民已不再支持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一转变不仅仅是精英或知识分子的观点变化，普通民众也开始对持续数十年的政府政策表示失望。资本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提倡的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与苏联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和政治集中制相对立。

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在政策制定者中尤为显著。许多政府官员和党内高层开始公开质疑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苏联经济的停滞和技术落后与其封闭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这些观点在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和公开演讲中找到了呼应。

特别是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性批判。他宣称，苏联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必须放弃严格的公有制，转向引入私有制的混合经济模式。戈尔巴乔夫强调，只有通过激活市场机制和鼓励私人企业的参与，苏联经济才能获得必要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政治多元化与苏联解体

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政治历史上采取了重大而具有转折性的步骤，正式宣布放弃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转而实施多党制。这一决策不仅是对苏联政治体制的一次深刻改革，也是对冷战后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一种适应。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决定，尽管旨在引入更多的政治多样性和民主机制，却也标志着苏联传统政治结构的开始崩解。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转变包括他个人角色的重大转变——从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转为苏联的总统。这一职务变更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变，更象征着苏联政府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动。总统制的引入旨在减少单一党派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增加政府的责任和透明度，以及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增强政府的效率和公正性。

然而，这些改革并非没有挑战。放弃一党专政后，苏联多党制的实施面临诸多困难，尤其是在如何平衡旧有权力结构与新兴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上。多党制的引入使得多种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得以在苏联政治舞台上表达，但同时也暴露了国内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和地区差异。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解除了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允许西方媒体如BBC和美国之音在苏联境内广播。这一政策的变化，虽然提高了信息的多样性和公众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也使得苏联公民能够更广泛地了解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然而，这也为反共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渠道，自由派人士开始利用新的舆论空间，在电视和广播中公开批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政策失败。

这种新的媒体自由和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加速了公众对苏联共产党权威的质疑。人们开始公开讨论和评价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此外，随着更多的政治党派和组织的涌现，苏联的政治生态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稳定。

政治多样性的引入和信息开放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却也使得苏联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内的分裂和权力斗争加剧，政治稳定性受到威胁。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苏联体系的解体。

高放.从十个要点看苏联兴亡[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5):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