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与政委谢富治意见分歧，陈庚司令听后大手一挥：听王近山的】太岳纵队副司令员王近山：“司令员，敌人要逃跑，马上派二十团迂回到土落村一带，断敌退路！”

而一旁的政委谢富治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敌人的火力有所加强，似乎没有撤退迹象啊，我不同意主动出击。”

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大手一挥，说道：“这回我又要听王近山的啰。命令二十团，立即出发，跑步抢占土落村！让他们坚决阻击，不许放跑一个敌人！”

陈赓这是发生在上党战役前的一幕，充分体现了我军首长分工负责制，那就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司令员—参谋长负责军事，政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负责政治工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但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先执行，后续可以向上反映。

这里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几个人分歧特别大，难以调和，如果任由发展，可能会分崩离析，这时候的决策，就要依靠民主集中制，会前酝酿、会上讨论，如果到会上了还是难以调和，那只能举手表决了。

话说回上党战役，我军面对的是阎老西，他是个狡猾的老狐狸，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人三只鸡蛋”上跳舞，纵横捭阖。虽然在战争初期被侵略者赶出了太原城，他却依然能活得逍遥自在。随着战局的发展，阎锡山悄悄地和侵略者及国民党政府做着各种交易，不断扩充着自己的实力。可唯独对在山西的八路军，他没有一点“友军”的情谊，多次制造反共摩擦。

1945年8月15日，日军刚刚宣布无条件投降，阎锡山就又坐不住了。此时的他，已经被“请”回了太原，收编了大量的日伪军，又得到了不少的武器装备，实力大增。而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邀请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做足了和平的架势；一方面又密令各个战区指挥官，对解放区进行打击和蚕食。阎锡山作为制造摩擦的排头兵，自然很乐意执行这一命令。于是他调集自己的心腹大将——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领5个师的兵力（4个步兵师加一个挺进纵队），以及收编的伪军，共1.7万多人的兵力，袭占长治及其周围地区。

阎锡山上党、长治地区，是我晋冀鲁豫军区的老根据地。此时我军部队，正在对周围的日伪军展开反攻，这才被阎锡山钻了空子。而毛主席等领导人在重庆的谈判桌上，正需要筹码而掌握主动，所以急需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得知局势后，毛主席说道：“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必然派人来抢。而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就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根据这一方针，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向中央军委请示后决定，发动上党战役，对侵入解放区的史泽波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刘、邓下决心打上党战役，其实是有不少困难的。此时的八路军，刚刚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型，大部分部队比较分散，建制还不完整，人数虽然不少，但是分布的太过分散，统一指挥很不容易。更要命的是，武器装备不仅落后，而且数量也很有限。全军区仅有山炮6门，运输工具也只有马匹，炮弹也很有限；团级单位情况更糟，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数量也不过2至4门，而重机枪也仅有3至4挺；单兵武器情况也不乐观，有的战士仅有几发子弹，而很多战士连枪都没有，只能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作战。

而反观史泽波部，人员集中，每个作战单位都有电台，指挥起来可以说如臂使指。他手下的团级战斗单位，几乎都是满员的。武器装备方面，那就更阔气了，轻重武器齐全，还都是美式、日式等“洋货”。这份家当，真是能馋得八路军流口水。

但是，他们的软肋也是十分明显的。山西晋绥军的战斗力，从来都不强。他们的兵员，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没有几个愿意打仗。而且，他们的训练也十分荒疏，基本相当于没有。史泽波的手下当然会比其他的晋绥军好些，但是也并无本质区别；至于扩充进来的日伪军，战斗力甚至更低，经常被八路军几百对几千的按在地上摩擦。在他们手里，再好的武器也不过是烧火棍。

为了歼灭这股敌人，刘、邓等首长调集了太行、太岳纵队及冀南军区的一个纵队，再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了近8万人的兵团，对上党地区进行反攻。中央军委还给出了作战的总方针：反击须有充分准备，不可草率，宜选择一两城，各个击破，不宜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

就这样，针对史泽波的一张大网，已经悄悄地罩了过来！而史泽波和阎锡山，显然还没有觉察觉到危机感。

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太行纵队对屯留发起了进攻。屯留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有“三晋通衢”的美誉，是名副其实的交通要道。战役首先在这里发起，显然八路军就是摆明了要“围点打援”。因为这里一旦失守，史泽波很有可能被围困。为了解屯留县的燃眉之急，史泽波接连派出了两拨救援部队，可是都被我军阻援部队击败。史泽波坐不住了，觉得自己所在的长治地区非常危险，于是开始对正面对峙的太岳纵队进行迷惑式攻击，企图虚晃一枪之后撤退。

此时，正面阵地上的八路军指挥官是太岳纵队副司令王近山。王近山号称“王疯子”，在红军时期就是出了名的悍将，打仗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一次他和敌人拼大刀，与其一起坠下山崖。幸存之后，打仗在勇猛之中，又多了一份细心。他善于观察敌人的小动作，经常从小见大，识破敌人的诡计。1938年，他就凭着侦探一般的眼力，抓住了潜入八路军的敌人特务。

王近山如今史泽波撤退迹象，也没有逃过王近山的眼睛。他看到敌人的炮兵射击全无章法，几乎着眼睛打。而且，很多人把阵地前囤积的弹药扛起来来回运动，这显然有些不对劲。王近山思索了一下，赶紧回到指挥所，向陈赓报告情况。接下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事后证明，王近山的建议是非常及时的。就在二十团占领土落村的前后脚，史泽波的部队就急匆匆地撤了下令。结果，风声鹤唳之师当然是中了我军以逸待劳之计，大败亏输。史泽波的退路也被彻底关闭。

9月12日，太行纵队攻克屯留，取得了上党战役中的首胜！

仍被围困在长治的史泽波，此时已经是焦头烂额。他率领的，已经是阎锡山手下最为精锐的部队，可是要想突破八路军的铜墙铁壁，显然已经不现实了。为了救自己的命，他给阎锡山发了求援电报，希望火速得到增援。

爱将和精锐被围困，阎锡山当然不会置之不理。9月15日，他命令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23、第83军，以及由伪军改编的两个省防军师，共两万余人，从祁县的东观镇南下增援。

彭毓斌从个人能力到率领部队战斗力，都不及史泽波。但是他们的到来，依然给了八路军极大地压力。要知道此时敌人的参战兵力已经达到了4万，而我军的正规部队只有3万（8万部队中，5万是民兵部队）。于是我军各参战部队不约而同的加快了节奏，势要迅速解决当面之敌，避免敌人的内外夹击。

9月17日，冀南纵队攻克了潞城。长治和太原的联系，被彻底封闭；19日，太岳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又分别攻克长子、壶关能县城，歼灭国民党军七千余人。困守长治的史泽波部，已经彻底陷于孤立。

9月20日，八路军多路大军开始围攻长治。但是史泽波确实是块硬骨头，早就已经在长治外围修筑了大量坚固工事，我军多次进攻均未能成功。4天之后，首长们得悉敌人援军已经在路上，于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围点打援”计划出现在了刘伯承的头脑中。他决定以冀南纵队和太岳纵队一部，再加上部分民兵继续围困长治，做出加紧进攻的架势；另一方面，太行、太岳纵队主力则运动至虒亭以南的老爷岭、榆林地区，截击敌人援军。

10月2日，彭毓斌率领的两万多援军被我军围困。为了确保打援部队的优势兵力，刘、邓首长又命令冀南纵队主力前往会攻。此时的敌人援军已成惊弓之鸟，为了从心理上彻底打垮他们，刘伯承命令部队白天行军，故意的暴露自己。他当初就是用这一招，让进攻太行山区的日军晕头转向，搞不清八路军到底有多少兵力。此时故技重施，依然有效，彭毓斌等援军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

5日，八路军打援部队对敌人发起了总攻。但就是在总攻之时，刘伯承仍然不忘给敌人上一堂兵法课。他命令部队从正面和两翼进攻敌人，故意在北边留出一个缺口。当天夜里，彭毓斌的老爷岭主阵地失守，他只能按照刘伯承的意图，从北方突围。

这是古代兵法的经典一招，名为“围师必阙”，意思就是在围困敌人时，为了避免敌人拼死抵抗，一定要刻意的在防线上留出一个缺口，让敌人看到生的希望，不会困兽犹斗，并且从自己安排好的路线撤离。当然，这绝不是真的放他们一条生路，而是必然在其后安排了不少的组合拳。彭毓斌是否识破了刘伯承的战略意图不得而知，但是以当时的战场态势来讲，他即使识破了，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对方的意图来指挥自己的军队。

这样一来，结果不言而喻。有了生路的敌人迅速混乱，晋绥军和伪军的散漫成了自己的致命伤，部队很快崩溃。而且向北的道路上，也被刘伯承安排下了数道封锁线。经过了一天的激战，在我军漫天的火网下，敌人部队只逃跑了两千多人，其他人全部被歼灭。敌指挥官彭毓斌也被流弹击中，成了蒋介石、阎锡山挑起内战的炮灰。

长治城中的史泽波在第二天得到了消息，原本脆弱的心理防线遭受了毁灭性的一击。他知道，继续困守长治就是等死，于是在10月8日命令部队向西突围，企图穿越太岳山区逃跑。这其实又是一条刘伯承给他安排的死路，所以围城部队并没有坚决的阻止他们突围，而是沿途追击。此时，已经收拾完彭毓斌的太岳纵队从虒亭向南，取捷径控制了沁河，构成了新的封锁线。

太岳纵队的火力，已经在击败彭毓斌部之后得到了极大地补充。而史泽波部脱离了坚固工事的保护，立刻显出了自己的成色，成了名副其实的散兵游勇。经过了几天的战斗，国民党部队被歼灭在沁河以东将军岭及桃川村等地区，史泽波也成了我军的俘虏。阎锡山占领上党、长治地区的险恶用心，被八路军彻底粉碎。

清理战利品时，刘伯承发现自己的的129师说发了洋财：他们共缴获了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以及不计其数的弹药。八路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远在重庆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谈判桌前更有底气了。